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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血英豪毛得功
更新時間:2019-06-27 18:15:26  |  來源:通渭紀檢監察網  |  點擊次數:5854次

1940年代擔任過甘南農民起義軍將領、中共隴右人民游擊隊司令員的毛得功,長期以來是家鄉人心目中的傳奇英雄,他的一生也確實充滿著傳奇的色彩。

毛得功,字榮三,1903年9月7日出生于通渭縣榜羅鎮毛家灣的一個貧苦家庭。在他未滿周歲時,父親積勞成疾而故。他9歲就拿起放羊鞭,三九寒天還穿著單褲子出外做活。1918年,母親領著他和二哥背井離鄉,沿路乞討,流落在隴西居義鄉(今渭源路園鎮)的劉家大路村。1926年又移居同鄉上雙輪磨。這期間,他給地主家打工扛活,也出外修過公館,當過清雜工。還跑到平涼隴東鎮(今平涼市)地方部隊游擊第8營2連補名當過兵。飽受欺凌的歲月,鑄就了得功嫉惡如仇、抱打不平的血性男兒的性格。

1931年5月,毛得功又進了甘肅軍閥魯大昌新編14師的3旅5團當兵。不久即在騎兵大隊第1連做了班長。騎1連連長李希發經常毒打士兵,士兵們早已懷恨在心。毛得功仗義執言,和李希發發生了激烈的碰撞。1934年初,騎兵團駐防蘭州阿干鎮,他與另一位班長王占海密謀策劃全連進行嘩變未遂。1935年,毛得功又趁當名譽副官,主辦后勤工作之便,鼓動胡宗南部駐禮縣馬五鎮一個清鄉大隊的150多人上了洮坪馬麓山打游擊。在胡宗南部圍追剿殺下,他只得把30多名參與人員帶回魯大昌的部隊。魯大昌不但沒有對毛得功進行任何處罰,反見其給自己帶回了人,還有當時最新式的兩挺機關槍等武器,讓毛得功到通訊排當了排長。也就在這段時間,毛得功和同樣出身貧寒,有著俠肝義膽的郭化如、楊友柏志同道合,結成了好友。

1938年10月,毛得功憤然離隊,回轉家園,握起了鋤把子,挑起了撿糞筐。1940年春天,過路的國民黨官兵搶走同村農民李建堂借來耕地的一頭騾子,還開槍打傷苦苦哀求的李建堂。毛得功聞訊義慣填膺,操起把大刀疾步出村。當攔住了國民黨軍隊的去路時,他舉刀就向正得意洋洋騎在騾子背上的軍官攔腰砍去,軍官慘叫一聲滾落在地。憤怒的毛得功又奪過一支“七九”步槍對準這群匪徒,在趕來的父老鄉親們極力勸阻下,他逼著嚇呆了的士兵背起砍傷的軍官徒步80華里,到隴西縣城打起了官司,并在隴西街頭當眾進行了宣傳。這件事轟動了整個隴渭。

1941年4月,他受蔣廷珍漳縣除霸事件的牽連被捕入獄。在獄中他受盡各種刑訊。經鄉友們援助,直到1942年10月才得以獲釋。出獄后的毛得功,和同樣逃離了國民黨軍隊的郭化如、楊友柏及當地其他的幾位熱血青年歃血為盟,結拜成了“八大弟兄”,開始結成團體,決心向國民黨統治作誓死斗爭。他們在貧困農民中進行串連,并在上雙輪磨辦起“居義(聚義)”磚瓦窯,籌辦活動經費,購買槍支彈藥。他們派人到臨洮,與密謀農民起義的領袖王仲甲、肖煥章等取得了聯系。

1943年2月,震撼甘肅南部的農民大起義在隴右全境爆發。毛得功率渭河流域起義軍在殲滅當地地主武裝后投入王仲甲部下。首陽鎮開倉濟貧,清河畔巧妙迂回,控制和切斷通往蘭州的公路干線。經4月“格致坪會議”,總司令部確定南下武都,毛得功和戰友們認定在傍壁臨淵的險要小道上會被敵致于死地,遂隨主力跟進岷縣閭井時決定回師北上。已任命為2路軍副司令的毛得功協同司令呂伯元率部過武山、通渭,經隴西、渭源,在臨洮境內,獲悉臨洮城已在國民黨59師的重兵扼守之下,即避開強敵,苦苦轉戰。7月初,2路軍在臨、渭、定三縣交界的北大坪,不幸陷人重圍。國民黨新編24師一個加強團會合地方張五民團以絕對優勢向渭河流域起義軍展開瘋狂進攻,起義軍血染山谷。殘酷的戰斗進行到傍晚,天空暴雨突發,毛得功抓住戰機,抱病殺出一條血路,才和幸存的戰友突出了重圍。

整個農民大起義在1943年8月徹底失敗,隴渭大地到處都在緝拿“土匪”,毛得功到臨洮的東鄉躲成了起來。過了一段時間,不甘心的他又冒險潛回隴渭,和郭化如、楊友柏會合在一起,共同開展起隱蔽的斗爭。他曾領人沒收過隴西李家臺等地主家的白洋、布匹和騾子,鏟除了沙嘴子的“毛猴兒”、“二回回”。1946年2月14日,他從平涼返回渭源,和楊友柏等三人到渭源小寨欲除敵特鄒鳳生,在鄒鳳生家和國民黨保安隊交上了手。毛得功擊斃一名保安隊員后就勢躍上房頂開槍射擊,掩護了楊友柏他們的突圍。

在斗爭的實踐中,毛得功深切地感受到,他們這些草莽英雄,要反抗,要復仇,要有前途,就要得到共產黨的領導。早在魯大昌軍隊先后駐防岷縣、慶陽時,他就親眼目睹過紅軍、八路軍;農民起義時也曾有過向靜寧、平涼方向運動,以求打通共產黨陜甘邊區道路的想法。在渭源居義鄉上坪村,經和郭化如、楊友柏商量,毛得功承擔了出外找黨接關系的任務。他裝扮成小商販,于1943年9月、1944年1月,兩次輾轉跋涉,餐風宿露,繞過碉堡,避開特務,在隆德、平涼、涇川和陜西耀縣一帶,沿著毗鄰邊區的道路,試圖進入陜甘寧邊區。為完成任務,他通過親戚關系,于1945年3月,干脆舉家搬至六盤山下的寧夏隆德縣住了下來。

在隆德,毛得功得知,1939年在慶陽駐防時的老團長、甘南農民起義的秘密支持者任謙已出任平涼專署保安副司令,他大喜過望,急忙趕到平涼求助于任謙。任謙接納了他,并讓他化名“李耀南”,以清潔工的身份住在專署,等候機會。

1946年8月,毛得功終于等到了這一天。中共西北局領導下的隴南武裝大隊司令員、當年農民起義的參加者劉余生,由臨洮老家回返隴東路經平涼到了任謙家。毛得功和這位共產黨員、農民起義的戰友見了面,急切地提出自己要參加共產黨,并希望黨能派人到隴渭一帶開辟工作的要求。

實際上,中共西北局和中共甘肅工委也早就派出了人尋找著這些對國民黨統治有著深仇大恨的農民英雄們。劉余生答應回去后再向邊區進行匯報,同時介紹毛得功加人中國共產黨。

已經43歲的毛得功心情激動,在舉行簡單的入黨儀式時,他舉起拳頭,用最能表達自己此刻心情的話宣誓:“參加革命,永不叛黨,要是我有叛黨行為,就挖掉我的一只眼睛!”

1946年年底,中共甘肅工委相繼派出開辟隴渭工作的領導干部高健君、牙含章和萬良才,幾經周折,終于在隴西坡坡洼和郭化如、楊友柏接上了頭。郭化如、楊友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7年2月22日,從隆德趕回隴渭的毛得功在隴西高高的馬家大山,同高健君、牙含章、萬良才,同郭化如、楊友柏秘密會合。為表示自己的赤膽忠心,他和郭化如、楊友柏欣然向組織交出埋藏多年的48條武器和300兩白銀、300多塊白元。同日組建“隴渭支部”,他擔任了支部委員。8月,成立中共隴渭工委;1948年10月,改名中共隴右工委,他均為工委委員兼組織部長。1949年8月8日,他出任隴右人民游擊隊司令員。在黨的領導下,毛得功為發展、壯大隴右地區的革命力量,為隴右人民的翻身解放,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由于有了毛得功這些農民起義后仍然堅持斗爭的骨干,隴右地下黨一成立,就有自己的武裝;隴右地下黨的活動開始就與武裝活動相結合,構成了自己鮮明的特色,也得到了以習仲勛為書記的中共西北局的高度贊揚。毛得功也在黨組織所進行的戰斗中,屢立戰功。

1947年6月,在毛得功、郭化如等的建議下,隴渭支部在漳縣鹽井鎮打響了第一槍,奪取了國民黨接兵部隊的槍支21條,擊斃4人,并釋放了被抓的壯丁,初戰告捷。此后,在隴西東四十里鋪,他率領15名突擊隊員截擊了敵警全副武裝護送著的一批物資;在榆中水家坡,他和郭化如分頭帶隊撲進清源鄉公所和敵天蘭鐵路第8分站,奪取了敵人全部武器。1948年1月9日,隴渭工委組織了規模大、高根據地遠的通渭安遠鎮(今屬甘谷)反霸奪搶斗爭。毛得功協助郭化如指揮了這次戰斗。到達安遠后,游擊隊員化裝成趕集人按照預定的時間和信號開始行動,一舉沖進鎮公所,繳獲企圖負隅頑抗的自衛隊員的槍支。當游擊隊員又沖向當地大地主張慕如的碉堡,堡門已經關閉了的情況下,毛得功當機立斷下令隊員迅速撤離,避免了無謂的傷亡。為迷惑敵人,游擊隊員邊撤邊布設了“土匪搶劫集市”的假現場,毛得功看到一個趕集農民的11元錢正被人乘混搶走而呼天悲地之時,連忙迎上前去進行了安慰,把自己身上的錢交給了這位農民,維護了隴右黨的聲譽。

毛得功同時擔任著隴右黨的組織部長,他努力克服自己不識字、沒文化所帶來的重重困難,經常風里來、雨里去,為迅速發展基層黨組織東奔西忙。1947年11月,根據組織分工,他以探親訪友為名,來到闊別29年的故鄉通渭縣,在榜羅、青堡、常河等地開展活動。在很短的時間里,他培養張大旗、甄富堂、毛麟章等加人了黨組織,并組建了通渭第一個中共支部。

1948年冬,當得知張大旗殉難,毛麟章、蒙之廉被捕的消息,他領著幾名游擊隊員潛入榜羅,火燒榜羅自衛隊隊長張功臣家門前的草垛,圍困出賣朋友的張居禮于村莊小道,雖然最終未能得手,但引起了敵對勢力的極度恐慌。渭源居義鄉大地主周岐芬,依仗自己三個兒子都在國民黨軍政界任職的勢力,數次居心叵測地捎話勸降毛得功。毛得功隨隴渭工委書記高健君等將計就計,荷槍實彈和周岐芬見面后,予以嚴正的警告。

1949年8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越過天水逼近隴右。為配合人民解放軍解放隴右,毛得功率隴右人民游擊隊日夜行軍,在隴西城,他和中共隴右工委書記、隴右人民游擊隊政治委員陳致中等在隴西城東門外與隴西上層人物“八大紳士”進行談判,達成了和平解放隴西的協議。爾后,在渭源接應了敵自衛大隊大隊長王蘭坡的率隊起義;在臨洮維持了社會治安,鎮壓了乘機破壞搗亂的反動分子,又奉命西進康樂。毛得功他們迎來了隴右人民的解放。

解放后的隴右地區進人到一個新的年代,毛得功也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繼續奮斗。1949年1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甘肅省軍區任命他為岷縣軍分區副司令員。1950年5月,調任定西軍分區副司令員。1952年參加剿匪戰斗。在新的環境、形勢下,毛得功深知自己的文化狀況適應不了新的需要,他認真參加組織的每一次學習活動,認識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并堅決貫徹執行。1953年5月至1956年7月,他到中共中央在西安舉辦的第二中級黨校文化班學習。人民解放軍實行軍銜制度后,他被授予上校軍銜。1956年11月轉業地方,在定西地區專員公署任副專員職務。這樣,在很長的一個時期內,他為發展定西地區的經濟事業,改變定西地區的貧困面貌付出了自己的心血。他關心群眾疾苦,努力為人民服務,受到了群眾的擁護和愛戴。

“文化大革命”中,毛得功被誣陷為“土匪”而遭到迫害。當他掛上寫有“高健君(原中共甘肅省委書記處書記,‘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死黨”的牌子而遭到無情批斗的時候,他對知心人說:“說我是高書記的死黨,可惜我還不配,高書記人家是什么水平,我是什么水平?高書記是真正的共產黨員,說我是他的死黨,我高興!”他也苦悶過,但他深信自己選擇的道路是無愧的。1972年他恢復了名譽。1977年他補選為政協甘肅省委員會委員,任定西地區行政公署顧問。雖然年事已高,身體又動過手術,但他還是竭盡余力繼續為黨工作。他病危時,原中共甘肅工委負責人孫作賓偕劉杰、原中共隴右工委書記陳致中等人都來看望他,他深情地拉住孫作賓的手說:是黨,摘掉了國民黨扣在我頭上的“土匪”帽子,現在,黨又摘掉了“四人幫”強加給我的“土匪帽子”。孫書記,但愿我死后,再也不要給我扣“土匪”的帽子了,我是名共產黨員!一席話,竟使在場的,和他同甘苦、共患難,在艱苦歲月中出生入死過的老戰友們掉下了難以遏制的熱淚!

1982年9月6日,毛得功因患胃癌逝世,享年7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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